时间:2015年6月6日上午9:3012:00

是由张剑、徐雁平、彭国忠三位先生共同主持的。地点:南京凤凰台饭店三楼 江南春

姜小青:首先我代表凤凰出版社,感谢各位放弃休息,来参加我们这样一个研讨会。由于时间关系,我就不一一介绍到场的各位专家、学者。《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》这套丛书,是由张剑、徐雁平、彭国忠三位先生共同主持的。原本是四位,另外一位即是不幸英年早逝的张晖。当初,四位主编共同商订了总的编纂原则和体例,即分别由每一位主持一辑,周而复始,滚动发展。其中第一辑就是由张剑先生主持的。当时我们商量,每辑出版之后,原则上在主持者单位所在地召开一个研讨会。目的在于听取各方意见,为下一辑的发展完善作准备。今天这个会主要有以下几点内容:首先由张剑先生介绍一下这套《丛刊》的基本构想,然后由徐雁平先生报告第二辑的组织和整理情况,接着主要听取与会专家的意见。

张剑:各位专家上午好!非常感谢各位专家的光临。这部书编纂意义呢,我想前言里已经讲了。基本构想是想在正经正史之外,补充更多的私人化史料,共同构建中国近现代史的全貌。这一点不再多说,更多的时间是想听听各位专家的意见。

今天主要讲三个关键词,第一是理想。当今社会谈理想,好像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。但是我觉得知识分子,尤其是作为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分子,是不能不讲理想的。毕竟,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,得有使命感,有一种对学术的责任心和践行力。就如原来丛书的主编之一、我们已经去世的朋友张晖所说:冷板凳总得有人要去坐。有时我觉得这是个末法时代,可是你要好好做,把东西留下来,要是由张剑、徐雁平、彭国忠三位先生共同主持的。相信会有人看得见,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。这件事也是一个学术理想,是为了实实在在做点事,服务学术,传播知识,更好的惠泽社会。当时我们几个就商量,规定主编不能拿一分钱的主编费,主编名字不能上封面。就是这么一群带有一点傻气的、有点理想主义的楞头青,遇到同样带有一点傻气的、带有理想主义的出版社,也就一拍即合了。

第二是希望。主要包括两个层面,第一个层面是通过这两辑,我们看到了坚持做下去的希望。因为社会毕竟还是有正能量在浮动,这套书正在不断地引起人们的注意。另外一个层面,则是想借这个机会,呼吁各位各位专家的支持。毕竟我们几位不是做近现代史出身的,哪怕你们不参与,提供一些好的建议,提供一些思路,或者推荐一些优秀的博士加入进来,我们也非常欢迎。只有让广大的学者参与进来,火才能越烧越旺。套用习总书记的一句话,这样才有望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,让古籍里面的文字活起来。古籍里的文字如何活起来?首先得认真的整理,简体横排,能够更好的走向社会,让大家方便利用,同时写出更优秀的著作,使人物与历史事件更加清晰的浮现出来。

最后想说的是感谢。需要感谢的实在太多了,最先应该感谢的是出版社,凤凰出版社真的是一个有理想、有良心的出版机构。我一直在想什么是文化的软实力,或者说什么样的文化才能构成软实力,并不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就是文化软实力。文化软实力必须是带有正能量,不能是低俗的,低俗文化反而是对文化的一种解构。只有高雅的,或对社会有意义,才能成为一种真正意义的文化软实力。凤凰出版社,在文化软实力方面有很好的体现。我们也都受到了各自单位给予的支持。像文学所的领导、《文学遗产》的主编刘跃进先生,从一开始就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,还提供了若干便利。南京大学的兴无院长、章灿所长、曹虹老师等,能够在百忙之中亲临会场,兴无院长的孩子正值高考,能够到来,让我们非常感动。当然还有广大的学界师友,包括帮我们题签的袁行霈、傅璇琮、王水照先生,周勋初先生也给我们以勉励。最后要感谢翁同龢纪念馆的馆长王仲良先生,从第一辑开始一直到第二辑,不断给予我们慷慨的帮助。希望第三辑,王馆长也能继续发扬他支持学术的人文精神。谢谢大家!

徐雁平:是由张剑、徐雁平、彭国忠三位先生共同主持的。各位老师,各位同道,大家上午好。首允许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队伍,即张剑、国忠及我三位主编。昨天跟张剑说,我们这种组合有点像三轮车,前面的轮子是他,我跟国忠是后面的两个轮子。我们分别来自北京、上海、南京,各个地方都有各自的资源或人才优势,现在我们希望把他整合起来,共同推进学术的进步。这套书的主要目的,还在于集合一批年轻学人,集中力量来做一些事情,并在此过程中不断练习、实践、成长。学术总是有一个代际的问题,需要老一辈、新一辈之间的不断传承。从第一、第二、第三辑的整理群体来看,中青年学者占大多数。这方面还得感谢姜总及凤凰出版社的资助,我觉得他们不是傻气,而是英明。在出版的过程中,能够给予整理者一定的报酬,这个是很难得的。所以有凤凰社的支撑,以及各位同仁的同心合力,我相信这个队伍是可以慢慢形成的。至于第二辑的整理组织情况,大体是秉承第一辑的风格,比较关注带有私人化色彩的日记与书信。其中日记占了七种,家书两种,另外包括几种稀见的诗文集。目的在通过近现代史料的整合,呈现出有清一代的独特性。当然,这与新文化史的兴起,以及宏大叙事的转向有莫大关系,同时也跟学术界读书风气的转变有关。近年来,学界、出版界对于日记、书信均抱有较浓厚的兴趣,这类史料往往以其现实感和真实性,区别于以往史书的叙述。比如以往我们研究家族,往往只关注家谱,而家谱往往是条文性的。家书则不同,这种家族内部的交流无论是叙述还是情感上,都是亲临其境的。例如阅读《潘德舆家书与日记》,就能了解到一个家族在面临危机时的举措以及焦虑,这是在其他任何的文献都难以见到的。再如翁氏家族,通过这些年对翁氏家族文献的整理,特别是其中大量稿抄本的转化,在形成系列的过程中,不仅可以藉此观察一个家族内部的文化传承,翁氏也在有意无意间书写了一段民族兴亡史。其他的我也就不多说了,主要还是希望多倾听各位同道的意见及批评,希望今后能把这套书做得更好。

是由张剑、徐雁平、彭国忠三位先生共同主持的。徐兴无:我有两个高兴,一是整理史料的工作居然是搞文学的人来做,而不是由搞史学的人来做,这说明文学界开始涉足史学界了。二是对于整理者,特别是其中的中青年学者,能够自觉发起且怀抱学术理想,立志做一翻事业。这个很值得敬佩和高兴。

我感到,近代史料的价值以往被轻视了,其价值需要重估。我本人是做先秦两汉的,特别是经学,看的一般是清代,至多到晚清的一些大家的著述,大多是一些比较常见的文献。比如现在有了《续修四库》,台湾近来又搞所谓晚清《四库》。过去我们一般多从文集、笔记中寻找学术资料,现在出版的这套近代丛刊,不管是文集还是日记、书札,都富含珍贵的学术资料。因为近现代史料的创作者,不仅是清代学术的继承者,也是整个中国学术的继承者,所以他们往往有很多精到的见解。比如,我最近在写一篇关于纬书与文学修辞的文章,主要根据的是唐代刘庚《稽瑞》这个小册子。而《爱日精庐文稿》里就收有一个《稽瑞》的跋,详细说明了《稽瑞》一书的来源以及产生缘由,非常具有启发意义。

第二点,我觉得他们边采辑边整理的工作模式,非常的了不起。期间不仅要跟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,争取热心人的慷慨赞助,还需要做大量的调查、寻访,其寻找的艰难不亚于历史上重大的发现。我相信经过一定的积累形成一定的规模后,会再做相应的分类,这样必能丰富像章学诚《校雠通义》所讲古籍分类方法,对中国传统的版本目录学有所贡献。当然,更重要的还在于,随着丛刊的规模化,能够引领一代学术风气,让更多的人预其流,开辟新的学术领域。谢谢大家!

程章灿:首先要对雁平表示祝贺,也对三位主编表示祝贺。其次也缅怀这套丛书原定的主编之一张晖。这套书从第一辑到第二辑,每一辑都不容易,也不简单,每一本都具有其不可低估的价值。对此,我想用四个度来形容:

第一是难度,包括找书的难度与整理的难度。古籍整理,特别是稿本、抄本,手写的字体往往难以辨认。我一直以为文献整理当中,也许做六朝、做唐代,在史料的发掘方面要比做近现代的容易一些,至少我们有我们方便之处。近现代简直不知从何找起,如果不是有这套丛书,很多书根本闻所未闻,或者有所耳闻,但不知所藏何处。如张剑《翁斌孙日记》,原本31册只剩7册。即使是这7册,还是费了整理者的九牛二虎之力,以及常熟翁氏纪念馆的牵线,翁氏后人得支持。31册虽然只看到7册,已经很不容易了,但是我还是充满希望,希望这套书的出版,能够引出另外的24册,那就功德无量了。

第二是角度,稀见两个字好。所谓稀见,包括所关注的作者,以及所选文献的类型,如日记、书信,乃至于我本人也感兴趣的对联。例如《联语粹编》这套书,虽然是近人编的,但很多史料都是以往难以想见的。阅读这部书,就等于让我们活回几十年前,甚至是一百年前,看到那个时候在社会上用途与分布均极其广泛的文学形式。再如《潘德舆日记》所载每年八月上南京夫子庙赶考的经历,其中不仅详细记录了所在的号房,还保留了大量考生的生活细节,这些血肉丰满的史料对于科举史的研究都极具参考价值。他如《赵元成日记》,其中就有两首赠胡小石、陈中凡的诗,反映的是两江师范时期的文人交游。另外有一首诗,题的是明清之际江苏的一位书画家,名叫宋曹的两个印章,保留了一些难得的史料。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,这套书的出版,可以说给各个学科的研究均提供了珍贵的材料。葛兆光说思想史包括一些通俗性的知识,我们以往的思想史研究,多半关注的是精英、经典。而这套书所提供的大量一般性,或者是精英私底下的思想,无论对于历史,还是思想史的研究,都是非常有益的。

第三是态度,即各位主编及整理者,在古籍整理上的认真态度。其实,对于古籍整理,我们正可以借这套书做一个呼吁,呼吁学界承认并更加重视古籍整理的成果,给予他们在学术层面上的正当的评价,否则不足以鼓舞新一代学者的积极性。如第一辑中张燕婴整理的《俞樾函札辑证》,就极见功力,每一条辑证,如稍加扩展,都是一篇极好考证文章,现在只不过作为简要的文字附在后面罢了。有时候读日记也好,读书信也好,对于其中的人物、时间,往往不得其详,只有做了这种辑证性的工作,材料的价值才能焕发出来。对于这样一些好的文献整理成果,我们必须在学界呼吁,在相关的体制范围内,给予他们更多的肯定、更高的评价。

最后是法度,三位主编轮流主持,周而复始,循环往复的合作机制非常有特色。我想这可以给学界的同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,真正志同道合的学侣,集合在一起,同心协力的做一件事情。我相信这样的成果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对于学界来说,会是永久性的。这一点,不管是对三位主编,对凤凰社,对到场的每一个参与者,甚至对于整个学界,都是可以坚信的。

范金民:现在流行的古籍整理,最简便有效的办法就是影印。影印自然可以保证质量,也可以让研究者看到原书原样,但对于图书的流布来讲,往往是极其有限的。充其量是一百两百套,很少达到上千套。且大多仅针对图书馆等公共机构,个人很少买得起。而《丛刊》选择以标点的形式发行,可以说是对近现代文化整理研究的重要贡献。另外,我想谈谈日记的价值及其个人在研究中的一些心得体会。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喜欢看日记的,特别是稀见的。最近做江南地域文化,看了不少日记,其中不乏有价值者。我举一个小例子,最近看了一批以往买卖房屋时签订的文书,我们知道,在签订正式文书之前会有一个草议。等到契约签订之后,草议一般就废弃了,所以保存下来的很少。现在我们虽然能看到一些文书原件,但在实际的现实生活中,即当时的实际操作过程中,是否确实按照草议来执行呢?这是一个问题。我相信买房子的时候一定会涉及到相关问题,苦苦寻找,终于在上海图书馆藏顾文彬日记中找到了一则材料。里面就把相关情形非常形象具体的记录了下来,这就让草议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落实。同样的,凤凰社出版的这两辑稀见史料,也具有这一方面的价值。如常熟翁氏日记,《翁心存日记》、《翁同龢日记》、《翁斌孙日记》等,其中有趣味、有价值的材料就极为丰富。如翁斌孙日记中,关于北京官员升职过程中互相出具保证书的事实。翁心存、翁同龢日记中关于逃脱赋税、包揽漕粮等情形的记载。从朝廷掌故到地方生活都有相当的反映。他如第一辑中所收《清民两代金石书画史》,收录从清朝、民国到1949,全国所有的金石书画家。我们不是要搞地域文化吗?其中收录的八千多家,江南即占四千二百多家。又如《徐兆玮杂著七种》,里面有关刊印戏文、小说之类书籍的史料,即极为丰富,包括元明清三代。有些内容虽不是很具体,但是如果根据所提供的材料,对照《明实录》、《清实录》,具体信息就一目了然。当然,还可把《杂著七种》,与黄山书社出版的《徐兆玮日记》结合起来。总的来说,《丛刊》的史料价值是不可估量的。

张学锋:我的专业方向基本在汉到唐,至多到北宋,所以这么多年来,一直没有养成偷窥日记的习惯。因此从纯粹资料利用的角度来说,目前还有一些距离。简单地谈一下个人的几点的感受吧。

第一,对于这项工作,我以前不太知道,这次拿到第二缉,看到总序及各书的前言,才知道还有这么伟大的事情。因为现在搞项目很多就是为了钱,无利而不为,而这套丛书能够摆脱名利,坚守一种学术理想,确实称得上伟大;

第二,这种第一缉、第二缉,以至于无穷的事业,今后应该常态化,而不应作为一种阶段性的成果。清代学者的伟大之处,包括两个方面:第一,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;第二,在集大成者的同时,他们又是近代科学兴起的引领者。但是,很多优良的传统,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,我们都没有继承下来。《丛刊》所收清代,包括民国学者的著作,将这些传统尽可能地以史料的形式保存下来,本身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;

第三,因为现在正好碰到缅北的事情,所以我重点看了其中的《19341935中缅边界调查日记》。在读的过程之中,由于个人兴趣,首先关注到是民族语言,例如其中所提的班洪,其他地方又不写成这个班,而写成一半的半。所以马上就想到西双版纳的版,这个在傣语中就是水田的意思等等。这对于民国时期,尤其是清民之际,民族认定、民族语言及民族地名的规范化的研究,都是极具参考价值的。

第四,我们以往将书籍的刊刻、流传,归之于文献学,把如何使用史料,归之于史料学,唯独没有一门学问叫做文书学,中国在这方面很欠缺。我们现在用的都是带有编者观点的编纂史料,而没有像欧洲、日本那样严密的文书系统。二者相较,文书学探讨的多是原始史料。但在研究过程中,我们到底是用编纂史料还是原始材料呢?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大的区别。既然是文书学的整理,其中当然包括日记、信札。文书学整理,很重要的一个是笔迹,一个人前后几天中的笔迹恐怕不会像印刷体那般统一。他会在天头地脚里补一些文字,或者把正文涂掉,然后再补写。在铅字排印过程中,如何把这些表现出来,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。这些断简零墨怎么用,我想只有通过文书学,哪怕只有四五个字,我们也尽可能地归为一类,这样就可以一组一组地加以利用了。原来劳干做《居延汉简考释》,基本上题无剩义,但后来居延汉简一万多枚图版都公布于世后,研究空间就大大扩大了,这就是文书学的意义。如果今后还有大量的编辑工作,希望在这方面更加小心些,给学术界提供一个更加准确的本子。

夏维中:这套书的编者和整理者令人非常感动。近代史史料的整理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,以前人们有一种误区,以为近代文献容易整理,其实近代文献大多处于原始状态,缺少借鉴,如果没有基本功是根本读不懂的,整理难度很大。再加上从前近现代史研究理念的偏差,关注宏观而忽视微观,所以大量的近现代史史料都处于尘封状态。但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,前后都应该是贯通的,不然就是存在认识上的偏差。从这一点来看,近代史史料的整理出版意义非常。另外我有个建议,希望随着丛书内容的越来越大,影响越来越广,每部书的前言能够再深入一点,视野更广阔一点,从而变成一篇真正的导读。

钟振振:这套书有点像布袋和尚的大布袋,什么样的宝贝都能往里装,好像缺乏体系和顶层设计,实际想想非常合理。因为近代文献浩如烟海,如果按部就班,恐怕还没设计好体系,事业就黄了。只有这样先做起来,慢慢积累,才可望成功之日,此方法我无以名之,暂名之为布袋和尚法。以往讲六经皆史,一切文献,广义上来说都是史料,这样说来,也正好反映了这套书的一个特点。

这套书的另外一个特点,在于它的稀见。历史的大脉络已经讲了很多,但往往只有树干,而缺乏茂盛的树叶。《丛刊》中每部书,其史料价值可能有高有低,但它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丰富了历史学,一些历史的细节得到重视,也可以说是为学术研究添枝加叶了。另外,它跟其他丛书不构成重复,从这个层面来看,稀见好在难得而又有价值不菲,我希望主编能把这件事永远做下去。当然,这项工作难度很大,因为稀见,所以版本往往较为单一,其中的讹误要想发现只能依靠理校,甚至推理。对于这套丛书,我专门花了一些时间一本本地看,虽然发现了少量的错误,但在所难免,总体上说态度相当认真,也非常见功力。

江庆柏:刚刚听了各位的发言,都高大上,下面我就讲一些较为具体的东西。具体包括三个方面,一个是主编的问题,第二是整理者的问题,还有一个就是编辑的问题。

从主编的角度来说,首先图书的选取问题。史料丛刊,首先是史料,广义的史料,刚才钟老师已经说过了,一切文献都可以称之为史料。从最狭义的角度来说,跟历史学相关的才能叫史料。这套书选取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中性的取材角度,主要包括日记、书信、奏牍、笔记、诗文集、诗话、史话、序跋等等。在我看来,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日记、书信和笔记几种。诗话当然也可以选一点。而诗文集则不太主张,为什么呢?因为诗文集里面有好多是书写个人情怀的,还有一些已是纯粹学术研究。从严格意义来说,跟史料这个概念不太相符。当然,一般诗文集里面多少有一些比如像墓志铭、传记之类的史料,但是总体来看,还是比较偏向与书写个人情怀或者说进行学术研究成果汇编。所以我主张把这些诗文集单独汇编起来,题目就叫《中国近现代稀见文集丛刊》。

从整理者的角度来说,总体说来,整理的水平是相当高的。以《翁同爵家书系年考》为例,对每封做相应的注解,将书信中涉及到的人物以及写作背景,以按语的形式呈现出来。这对于了解书信背后的人物及其具体语境,都是弥足宝贵的。再如《翁斌孙日记》、《张祥河奏牍》、《爱日精庐文稿》等,都极见整理者的水准。当然,关于日记、书信的整理,我还有一个期许。即希望在做整理的同时,能够附上一个人名索引。现在是单本的做,如果做到一定程度,甚至可以将各书的索引汇为一编,称作中国近代稀见日记或书信人名索引,这样不仅可以提高丛书的利用价值,还可以为学界树立一个典范,推进古籍整理的整体水平。

最后是关于编辑的问题,首先就是上面所说人名索引的问题,其次则是书眉的设计问题,诸如日记、书信之类的书籍,如果能在书眉添加具体时间,在翻检的时候就会便利得多。另外,书脊的设计以及封面的题名,也应尽量做到醒目,尽可能地方便读者。

罗时进:老的学术课题需要持续地挖掘、深化,新的方向领域也需要不断的延伸拓展。而新领域开辟需要文献支撑,这套《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》的出版,可以说就是对近年来重视近现代史研究的回应。特别是其中的稀见史料,因为稀见,所以更可以激发学术界的许多想象,衍生出更多的研究课题。随着时间的推延,我想这部书的价值会越来越被凸显。至于这套书的特色,刚才很多专家都已经讲了,我也非常赞同。例如关于日记、书信等,在史料价值上的认知问题。我过去对于日记一直有一点看法,即对日记书写者的动机及其内容的真实性,往往将信将疑。现在看来,不管怎样,日记确实是一部部的个体生活史,其中还包括一些属于整个社会,甚至国家的历史。虽然不可全信,但终归是给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参照系。所以日记这个东西,不仅对历史研究者大有裨益,甚至对于文学研究者,也未尝不值得关注。因为从某种层面上来说,日记实际上也是一种文体。同样的,书信最大的好处也在于能他把我们带回到历史的现场,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历史细节,弥补以往正经正史等常见文献中的不足。如《联语粹编》就反映了民间文化生态,有非常鲜活的内容,是日常生活的文学呈现。最后谈一点希望吧!刚才也有历史学者提到了,前言可以写得再深入一些,有些断语可能还要谨慎一点,近现代的概念可以稍微宽一点,但宽到什么程度,还是要适当把握一下的。但总的来说,这套书非常难得,不论是从史料本身的价值,还是整理校点者的水平上,都是值得称道的。

曹虹:在总序中可以看出几位主编在理念推动上的锐志,即更多地强调个人生活史,以期与大历史形成一种互动。在选材上,尽量选取具有个体陈述意味的,诸如书信、日记之类的文本,从生活、文化、风习、人情等多个层面来再现近现代中国的社会。这也是合乎当前史学的发展趋势的。如果从文学史的写作来看,近些年众多的文学研究者确实也在反省,反思所谓的主流性文学史写作是否走到了尽头。同时也有学者,比如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的张英进教授,在做一些所谓的知识考古性的调查,其实在北美学界,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,更多的是关注特定作家或群体,在具体时段或主题上的研究。我觉得这一点,就是几位主编在总序里所极力提倡和引导的。即更加重视个体或者小群体的陈述,我觉得这将会给我们的历史考察带来一些触动,也能让读者接受到一些更有历史感的著述。说到新史学的趋势,一些少数女性研究者,也在新史学的推展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。作为一个小小的期待,我们的稀见史料丛刊会不会也有这么一集,来凸显一下来自女性的一些生活记录呢?

张燕婴:我的专业是编辑,我就从部分细节上谈一些具体认知吧。一是《翁同爵家书系年考》的目录里没有显示前言和凡例,《张祥河奏牍》是按照事类编的,而前此整理的曾国藩、李鸿章奏折基本都是按年代编的。有些事情是存在交叉性的,如果能按照年代来编,也许更能看出发展和推进的层次。他如《十八国游历日记》的正文里缺少年代标示,《19341935中缅边境调查日记》目录里面的调查写成了调察。最后我还想提三个建议:一是在整理的体例上需要更统一一些,比如有一个统一的前言;一个就是编索引的问题,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,既然我们已经召开过两次专家研讨会了,为什么不可以召开一个作者研讨会呢?作者在整理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经验,书出来之后又难免会有一些遗憾,如果有一个集中讨论的过程,是不是能更好地折中群言,让这套书变得更加完美呢?

曹辛华:这套书的重大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引导中青年研究者更加关注文献。做文献要有气度,要迎难而上,例如《丛刊》中所收的,大多是稿本,难得很大,无论是编辑者,还是整理者都付出了巨大的心血。另外这套书的导向很好,可以吸引让更多的学人来关注近现代。

萧永宏:首先必须对这套书的主编和凤凰社的领导表示敬意。为什么呢?我觉得他们是中国梦的践行者,中国梦包括文化复兴梦,但如何让梦成为现实,如何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,我觉得要靠实实在在的做事和实实在在的东西。这套丛刊就是求真务实的典范,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反驳,他们的编者和出版者也是学术研究的引领者和推动者,值得尊敬。其次,傅斯年说历史学是史料学,我认为是真理。如果把我们建国后的历程做个反思,我们什么时候重视史料的编辑,什么时候的历史研究就取得了重要的进步。什么时候我们忽略了史料的开发和整理,史学研究必然就遭受一定的损失。台湾地区和大陆进行对比,台湾以前出版过一套近代史料丛刊,到现在它的价值和影响很相当大。所以真正史学研究的创新,是离不开史料的搜集和编辑的。最后我希望这套书能不断出下去,面越来越广,内容越来越多。另外建议与图书馆和私人藏家搞好关系,拿到更多的史料;最好部分史料能够影印出版,标点整理本也希望在前言或凡例中体现一些深度研究,甚至正文中就难点和疑点做出一些注解。

王玮:我和张剑是老朋友了,没想到不声不响他们就搞出这样一套大东西。我们的工作就是让套书的价值得到更好的传播。我觉得张剑他们的理想,是我们很认同的。我们会尽力让这套书的价值传播得更广。

徐雁:对于这套书的价值,今年暑假我会就《吴兔床日记》写一篇书评来作系统的评述。

薛冰:第一个想法,近现代史很混乱,很多事情理不清,这些疑点要靠什么来解决呢?就是史料,越多越好。第二个想法,即等丛刊编到一定程度,可以再按文献类型重新编排,如日记编、书信编之类的。第三就是刚才萧先生讲到的,如果是底稿、手稿,希望是影印和标点同时进行,这样效果会好很多。

王忠良:今天谈的主要是关于书的事情。这让我想起了翁万戈晚年讲过的一句话,书最好的保护办法就是出版。即用书来创造书,来保存典籍。翁氏有这么多的收藏和出版,我想跟翁家的这种精神有关。对此,我有一个构想,即慢慢打造翁氏文献这么一个概念。翁家后人,从翁心存、翁同龢到翁万戈,六代人的积累,经过时代的变迁,形成一个翁氏家藏系列。翁氏家藏大体包括四个部分:一个是他们收藏的古籍,现在部分回到了上海图书馆;第二部分是翁氏所藏的古代书画,主要由翁万戈保存;第三部分是翁氏家藏书帖,其中大部由民间收藏家韦力收藏。另外就是翁氏家族的著述稿本。近十年来,翁氏文献有24种,近50册的正式出版物。其中主要有两股力量在推动,一是张剑,他们致力翁氏文献的整理,还有就是翁氏后人和上海图书馆。翁氏文献在近代史研究中是不可多得的史料,就如翁氏日记,从翁心存到翁之熹,有五代人日记,翁万戈也记日记。这种文化现象是比较少见的,要弘扬出去。

彭国忠:感谢出版社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平台,这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好处,也结交了越来越多的朋友。对我个人而言,通过文献的编辑、整理和阅读,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看问题的视角也慢慢发生了变化。比如,第三辑中的《孟宪彝日记》,在整理过程中就发现不少历史细节,如对傅增湘与孟宪彝之间私密历史的记述,傅增湘居然是一个告密者,孟宪彝正是因此丢了官。又如在五四运动这样的巨大历史事件中,孟宪彝居然和正常人一样,并没有觉察到其中的变动和特性,这跟我们现在的历史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还有关于中西医优劣之争,在他的日记中也有显著记载。另外,我再交代一下第三编的整理情况,第三编目前主要包括六种日记,三种诗文集,还有一种尺牍文献。其中一些是由著名学者整理的,比如贺培新的集子是由社科院的王达敏先生整理的,赵尊岳的集子是由武汉大学陈水云教授整理的。具体组织情况,目前还处于多方面考虑中,对诗文集的收录,会有更严格的筛选和考虑,大体要基于它所呈现出来的史料和学术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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